清末民初，中國人已經在西醫東漸的影響下，逐漸認可了女醫存在的必要性?！陡获R利中國見聞錄》記錄了中國第一所女醫院校——廣東女醫學堂及附屬柔濟醫院（今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的創辦者富馬利在中國行醫期間的見聞。

本文摘自《富馬利中國見聞錄》（[美] 富馬利 著 / [美] 露西·皮博迪 整理，楊智文、陳安薇、黃勇譯注，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版）譯者序，注釋從略。標題為編者所加。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富馬利中國見聞錄》書封

Mary H. Fulton，中文譯名富馬利。1854年出生于美國俄亥俄州阿什蘭。根據原書摘錄的來自《阿什蘭公報》的報道，她的父親富爾頓將軍是“阿什蘭最偉大的法學家和俄亥俄州北部最著名的法律代理人”，母親富爾頓太太曾是阿什蘭“最著名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兄長富爾敦為美國長老會牧師，1880年就來到中國傳教。而富馬利本人曾就讀于威斯康星州阿普爾頓的勞倫斯大學，1874年畢業于密歇根州希爾斯代爾學院，1877年獲碩士學位，隨后任教于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學校，1880年進入賓夕法尼亞女子醫學院學習，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富馬利于1884年受美國長老會派遣，以醫學傳教士的身份前來中國。自此之后，除了中途曾經兩度回國休假外，一直留在中國，至1917年方退休離開。在中國逗留的三十多年間，富馬利主要從事了行醫、傳教、翻譯外國醫學著作等工作。她對中國近代醫療影響深遠，不僅把為數可觀的中國女性培養成為專業醫護人員，為大量中國婦女兒童提供了醫療服務，還一手創辦了柔濟婦孺醫院、夏葛女醫學堂與端拿女子護士學校。其中夏葛女醫學堂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家女子醫學校。

富馬利醫生肖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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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富馬利創辦三所醫學機構的意義，我們必須先了解中國女醫群體的發展歷程。近代以前的中國，由于性別之間的隔離，男性醫者要涉及女性醫療難度很大。北宋寇宗奭在《本草衍義》中提及：“治婦人雖有別科，然亦有不能盡圣人之法者。今豪足之家，居奧室之中，處帷幔之內，復以帛蒙手臂，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殫切脈之巧，四者有二闋焉。黃帝有言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又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若患人脈病不相應，既不得見其形，醫人止據脈供藥，其可得乎？如此言之，烏能盡其術也。”按照寇宗奭的說法，男性醫者難以為女性患者提供治療，主要是因為無法充分運用望聞問切四診之法。南宋陳自明在《婦人良方》序言中也提及：“世之醫者，于婦人一科，有《專治婦人方》、有《產寶方》。治以‘專’言，何專攻也；方以‘寶’言，愛重之也。蓋醫之術難，醫婦尤難，醫產中數體則又險而難。”明代張介賓在《景岳全書》中也提及女性疾病之難治：“諺云：寧治十男子，莫治一婦人。此謂婦人之病不易治也。何也？不知婦人之病本與男子同，而婦人之情，則與男子異。蓋以婦人幽居多郁，常無所伸，陰性偏拗，每不可解，加之慈戀愛憎，嫉妒憂恚，罔知義命，每多怨尤，或有懷不能暢遂，或有病不可告人，或信師巫，或畏藥餌，故染著堅牢，根深蒂固，而治之有不易耳，此其情之使然也。”通過這些論述可知，近代以前的男性醫者對女性病患充滿偏見，將為女性提供醫療視為難事。

男性醫者在女性疾病治療方面的無能為力，為女性醫者的介入提供了空間。有學者認為，明代以前的女醫以道教醫者的形象出現，“似乎也享有社會地位與游走活動的充分空間”。南宋時期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告誡道，“婦人以買賣、針灸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由此可知，當時女性醫療者從事的領域包括針灸。這些女性醫療者的出現對于女性患者而言自具有正面積極的影響，然而在男性士大夫眼中，她們卻成了需要防范的對象。元代以后，女性醫者被納入“三姑六婆”的范疇，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就提及：“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凈宅之法。”“六婆”中的藥婆、穩婆正是當時的女性醫療從業者。只是在陶宗儀等士人眼中，這些女性醫者是需要“謹而遠之”“如避蛇蝎”的。

至明清時期，有關女醫的記錄明顯增加，顯示女醫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群體。有研究指出，明清時期新安地區（包括今安徽黃山、江西婺源等）已經形成了女醫群體，她們類型多樣，醫術來源多元，在明清徽州社會醫療中有著廣闊的生存空間，與男性醫家一起構建了徽州民間醫療的大環境。一些儒學世家也會有意識地培養家族中的女子學習醫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數明代無錫的談允賢。根據她在《女醫雜言》一書中的自序，談氏一家“世以儒名于錫”，曾祖父“贈文林郎、南京湖廣監察御史”，祖父“封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兼以醫鳴”，父親為“萊州郡守，進階亞中大夫”。談允賢本人年幼之時，即已在祖母的教導下閱讀《難經》《脈訣》等醫書，至出嫁后，子女如果患病，“不以他醫用藥”，而是在祖母指導下親自用藥。祖母離世前將“素所經驗方書并治藥之具”盡數傳授給談允賢，使談允賢醫術精進，終成名垂青史的女醫。

盡管女醫的影響力不容忽視，但在掌握書寫權力的士人群體眼中，女醫依然是一個被詬病的社會群體。在士人眼中，女醫被詬病主要因為兩個原因：一是專業醫療知識的匱乏。萬四妹在考察明清新安女醫的情況時就指出：“新安女醫活躍在民間，憑借性別優勢進入閨閣，為一般女性患者提供日常醫療服務。她們在民間行醫的事跡，往往不見于正史，而是在一些新安男性醫家醫案中被作為誤治的反面例子記載下來。……這些記載，一方面反映出新安民間確實存在著一個女醫群體；另一方面又反映出，這些女醫由于沒有受過良好的醫學教育，醫療水平不高，使用的皆是‘草頭方’。”梁其姿分析指出，像談允賢這種“有素養的、遵循正統醫道的女醫，則產生在理學發展的晚期，主要在士族中。然而，這些少數女儒醫的影響力卻受限于家族之內”。二是“三姑六婆”始終是女醫群體沒法擺脫的標簽。明清以后，人們對“三姑六婆”的形象形成了刻板的認識，其中包括“唯利是圖”、“敗壞封建道德”、“不守本分”、“軟弱怕事”等。馮夢龍在《醒世恒言》中講述了一個“鬧樊樓多情周勝仙”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身為富商女兒的周勝仙之能與在樊樓賣酒的范二郎私訂終身，主要因為王婆的撮合。而書中的王婆正是一個典型的“三姑六婆”形象：“他喚作王百會，與人收生，作針線，作媒人，又會與人看脈，知人病輕重。鄰里家有些些事都浼他。”

直到近代以后，中國女醫的社會地位才開始上升。梁其姿形容這種變化稱：“到了帝國末期至近代，此種正統女醫楷模的普及化終于迅速地實現了。”女醫地位上升的契機之一，是西醫東漸背景下外國女醫在中國的活動。外國女醫往往接受過正規的近代醫療教育，擁有較為專業的醫療技術，且因其性別優勢，比男性西醫醫生更能滿足特殊群體的醫療需求。1884年創刊于廣州的《述報》在報道中提及：“近聞通州北后街美國傳教館設立多年，時有醫者，由外洋來此施醫，并不茗名，就醫者甚屬寥寥。茲有厚大夫系女醫，僑寓通州二年有余，施醫贈藥，無不立效。城鄉就醫者頗多，尚有數十里外來者，足見其名播四海，恩及群黎也。”即便是達官貴人也需要求助于外國女醫，比如李鴻章在1879年與1882年兩度邀請美以美會派駐中國的女醫生赫慧德（Leonora Howard）為自己的母親、妻子治病。

外國女醫的到來，讓中國社會得以重新審視女醫存在的必要性。1861年英國字林洋行創辦的《上海新報》報道稱：“夫世人生病，內外分科，男女有別。譬如女人生內癥外癥于下體，男醫頗難看視。病女礙于羞恥，即上體亦多未便。再之外國生產皆歸男醫，接生雖經此例，似不成規矩。近來外國女醫生專能治醫各種內外癥候，亦照男醫例考校，得國家取其等第憑據，將來各分男歸男醫，女歸女醫，豈不至善也。而中國聰明能干婦女，或本是醫家，或至戚行道，皆可學習醫理，亦可懸壺專治女科，諸多便當。而中國收生，例有穩婆，小孩抹驚、推拿等癥，亦見多有婦女為。茲外國還設女醫，中國便可效尤也。但凡事擇善而行，凡有所長，均可效法，斷不可一偏之見，自恃己能為至矣。”這篇報道明顯已經拋棄了傳統士人對女醫的歧視與偏見，提倡中國當大力培養女醫。另一份在上海地區發行的《萬國公報》于1877年刊登了《西女習醫》一文，介紹了瑞士培養女醫生的情況：“瑞士國，歐洲法、德、意三國中間之國也，境內有城名曰祖理戈城，中有大書院，素為男子勵學之所。邇時亦準女子入院習夫醫學，均非由招生而至，盡屬誠慕自來，其女子率多俄人，于耶穌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時，有俄國女子投首請學醫于院中，院眾允其請，容留之，此祖理戈城書院有女子習醫之初。”

近代以來男女平等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也構成了中國女醫地位上升的一個重要背景。清末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小說《精衛石》中，就借書中人物之口宣揚這樣的主張：“大家都入學堂的，教育無非彼此間求得學藝堪自立，女兒執業亦同焉。有許多女子經商或教習，電局司機亦玉顏。鐵道售票皆女子，報館醫院更多焉。銀行及各樣商家店，開設經營女盡專。哲學理化師范等，普通教習盡嬋娟。人人獨立精神足，不用依人作靠山。”在秋瑾看來，男女平等的前提首先是男女擁有平等的就業權利，而醫生也是秋瑾認為的女性可以從事的職業。1916年，胡學愚在《東方雜志》上刊登《女醫之今昔觀》一文，其中提及：“識者多謂今日婦女業醫之發達，實近世女權擴張之結果，熟于掌故者則不謂然。蓋就實際言之，世界人種開化之先，無不以婦女司醫藥之任。其后男子權力發達，療病之職始移諸男子之手中。十五世紀之初，歐洲諸國之男醫生曾締結同盟，排斥女子之業醫。降至十九世紀，女醫勢力乃復膨漲，漸復古代之狀況云。” 按照胡的說法，女醫之興衰實與男子、女子權力消長有莫大關聯?！豆馊A醫藥雜志》在1934年也刊文談及女性習醫對于促進女子自立與社會改良所具有的作用：“醫學為科學之一，無論任何方面觀之，皆切要不可緩之一學科也。而況吾國，而況吾國之女子？吾國而不欲自立則已，欲自立也，必由女學始。吾以女子不學自立則已，欲求學以自立也，必由醫學始。吾尤敢斷言：女學不發達，則愚昧無救！女醫不發達，則沉疴難挽！既愚且病，則又將何所籍以改良社會之用耶？故欲改良社會，必女子人人有普通醫學之知識。”

富馬利初抵中國之時，中國人已經在西醫東漸的影響下，逐漸認可了女醫存在的必要性。富馬利已經感知到中國婦女對于女醫的需求。她在原書中提及：“對于中國女性而言，女醫生是無可替代的，因為她們拒絕男醫生的治療。”然而，就她所見，當時廣東稱得上及格的女醫可謂寥寥無幾，除了同為美國醫學傳教士的賴馬西之外，富馬利接觸到的女醫就只有曾經跟隨嘉約翰學醫的中國助手梅阿貴。隨著她在中國逗留時間的延長，她對清末中國女性的痛苦遭遇有著更為清晰的認知。由于迷信，病人家屬往往無法配合富馬利的治療，導致病人難以痊愈。有一次富馬利在對一名女病人進行施治時，要求病人家屬提供幫助，但病人家屬認為提供幫助會給其他家人帶來不幸而予以拒絕。又有一次，富馬利正在為一名年輕母親進行治療，其家人卻跑進來把一口鍋猛砸到地上，說是這樣做有利于驅逐邪靈。另外，富馬利還多次遭遇這樣的情況：女性患上了大家認為的絕癥，家人們提前給她穿好壽衣，將她安置在空蕩蕩的房子里，任由她自生自滅而拒絕施救。

更為可怕的是，當時中國女性的命運往往受其父親、丈夫或婆家的左右而無法自主。富馬利的見聞為我們了解當時中國女性的實際處境提供了大量材料。根據書中記錄，富馬利曾經前往一個家庭提供診療服務，這個家庭的母親非常自豪地向富馬利介紹她的13名兒媳。富馬利開始時還以為這名母親生了13個兒子，后來才知道，原來這名母親只生了3個兒子，而其中1個兒子就擁有了7名妻妾。了解到這些情況后，富馬利感嘆道：“每個男人的妻妾都成了婆婆的奴隸。”早期擔任富馬利醫療助手的梅阿貴，8歲時就被父親賣掉用以抵償賭債，后來又數度被賣，嫁的丈夫也是買家中的一員。丈夫死后梅阿貴跟隨嘉約翰醫生，最終成為一名婦科醫生。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未能擺脫亡夫家人的束縛，亡夫的叔叔還想把梅阿貴賣掉換錢，她最后還是依靠嘉約翰、富馬利等人的幫忙才得以脫身。又如富馬利的學生羅秀云，在14歲時被家人以125美元的價格賣給一名男子為妻。這名男子在婚后前往紐約，而羅秀云則留在廣州，進入富馬利開設的醫學堂學醫，最終成為一名醫生。但就在羅秀云事業有成之時，她的丈夫回來了，要羅秀云放棄一切跟隨他前往美國。羅秀云不肯，她的丈夫就想強行把人帶走。最后是在富馬利的協調下，羅秀云承諾歸還丈夫給她家人的錢財，而她的丈夫則給了她一紙休書。

柔濟婦孺醫院人物照片。從左到右：富馬利、夏馬大、羅秀云。

目睹了清末民初眾多女性的悲慘遭遇后，富馬利認為，女性地位之所以不如男性，是因為她們無法獨立賺錢。如果她能夠將更多的中國女性培養成醫生或護士，那這些女性就能獨立賺錢，擺脫對男性的依附。富馬利的記載為我們揭示了富馬利創辦三所醫學機構前的心路歷程。她算了一筆賬：一個普通的秀才，每個月通過教書能獲得相當于8美元的收入；而一名護士每個月最少能有相當于15美元的收入?；谶@一想法，富馬利決定在廣州創辦婦孺醫院和女醫學堂。根據香港《華字日報》的報道，我們知道最遲在1897年，富馬利即已萌生了為中國女子創辦一所醫院的想法。報道稱：“百余年間，西醫航海東來，以其海外奇方匡中醫所不逮，存活救濟之功頗為不小，前時之種洋痘，近時之接牛割癥，皆著奇效者也。省城雖有醫院，尚無專設女醫院以便婦人，本館經著為論說矣。茲聞美國富氏女醫生久寓羊城，濟人念切，龍宮探秘，三折其肱?，F擬在省創建婦科醫院一所，兼理兒科。蓋西國無論男女，習內外科皆須由醫院學成，考試數次，其術確可醫人，方給以文憑，行世治病。非若華醫之用指忖測，藥性未諳，遽出而懸牌市上也。該富女醫名動中西，術經屢驗，前出使美國容純甫副使解囊相助，并廣勸簽題督憲譚宮保、撫憲許中丞、將軍保留守及司道各大憲，均樂為捐獎。誠以富氏善舉，可嘉其醫道，亦極精確。將來此院落成，兒、婦兩科，必多人學習，慧心仁術，海外春回于吾粵，婦孺大有裨益。又聞該院擇地擬瀕臨海濱，以便舟楫來往。經之營之，想不日成之矣。” 根據這篇報道，富馬利在1897年時就已經選好了“瀕臨海濱”之地，作為日后建設醫院與學校的地方。富馬利在信中提及建醫院前這塊“瀕臨海濱”之地的狀況：“我們找到了一片開闊的土地，有200頭豬正躺在泥濘里，北邊的河流上架設了一些矮小的棚屋。每天晚上棚屋里的豬被驅趕出來，養豬的人全家睡在豬圈的上層。西邊有一個染坊，染坊后面是一個兵營，每天早晚傳來大炮轟鳴的聲音，東南角則堆滿了周邊匯集而來的垃圾，傳來難聞的惡臭。”在當時，恐怕就連富馬利本人也不會想到，這一片充斥著泥濘和惡臭的豬場，后來會被改造成環境優美的“拉法埃脫大院”，而柔濟婦孺醫院、夏葛女醫學堂及端拿女子護士學校等三所醫學機構皆在此大院之內。

《富馬利中國見聞錄》一書的翻譯能幫助中國的讀者從更為多元化的視角去看待富馬利創辦三所醫學機構的歷史意義。如今我們評價這三所醫學機構創辦的價值，都著眼于醫學的層面?！陡获R利中國見聞錄》一書則引領我們去思考三所機構創辦的社會意義。對于當時很多中國女性而言，這三所醫學機構的出現改變了她們本來悲慘的命運。比如說羅秀云正是因為在夏葛女醫學堂學醫有成，最終得以擺脫不幸的婚姻，在這個曾經歧視女醫的國度獲得“女醫神技”的美譽。 又如原書提及，羅秀云曾經收養一名被遺棄的女童。這名女童遭遇遺棄完全是因為父母無力供養，又找不到買家把她賣掉。幸虧這名女童最后被帶到了柔濟婦孺醫院，才避免了悲劇的發生。書中還提及富馬利的前保姆在夏葛女醫學堂學醫有成，成為一名出色的醫生，才避免了她妹妹因食物缺乏而被賣掉的命運。可以說，富馬利創辦的三所機構不但挽救了大量女性的生命，更讓不少女性獲得掌握自己命運的主動權。

富馬利創辦的三所機構歷經演變，在中國近代醫療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中夏葛女醫學堂的前身是富馬利在1899年創辦的廣東女醫學堂。至1902年，為了紀念夏葛先生對學校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更名為夏葛女醫學堂。后來學校經歷過多次改名，至1936年并歸嶺南大學。雖然僅僅存在了30多年，但培養了大批掌握先進醫療知識與技術的中國女醫生。根據相關統計，直至1933年12月，全國列入統計的醫學院校有28所，其中只有夏葛醫學院與上海女子醫學院招收女生；1932年全國醫學畢業生3655名，女生有619名，其中就有214名是在夏葛醫學院畢業的。 由此可知夏葛女醫學堂在中國女醫的培養方面發揮了何等作用。

從夏葛女醫學堂畢業的女醫生不但為近代中國女性醫療事業做出重大貢獻，也積極參與當時的各項社會活動。如1905年的畢業生梁煥真，在1907年加入同盟會，與徐宗漢、高劍父、胡毅生、朱述堂、朱執信等人組織廣東革命辦事處，以梁煥真的醫務所作為秘密基地，暗地里宣傳革命思想，發動了很多醫學生入會。1916 年的畢業生伍智梅，為同盟會元老伍漢持之女，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鋒，1919年在廣州參與組織廣東女界聯合會并當選為第一屆理事，后與何香凝等人發起創辦貧民生產醫院，還參與了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的創辦。2017年5月27日至10月12日，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舉辦了“女界先鋒——伍智梅生平史料展”，展現了伍智梅為中國婦女解放事業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如夏葛女醫學堂第四屆畢業生姚秀貞，為近代著名鐵路工程師詹天佑表妹，于1908年在北京開設了“秀貞女醫院”，是我國第一代私立女子醫院之一。

夏葛女醫學堂在清末民國時期的影響力，曾引起孫中山先生的關注。《富馬利中國見聞錄》收錄了宋藹齡女士在1912年5月7日給富馬利寫的信（此信原件藏于廣東省檔案館），里面提及孫中山先生要在5月15日前來參加夏葛女醫學堂的畢業典禮。省檔案館里還藏有孫中山視察學校時留下的與夏葛女醫學堂教師、學生的留影。

孫中山1912年視察柔濟婦孺醫院時留下的合影。

至于柔濟婦孺醫院，根據相關記錄，富馬利于創辦廣東女醫學堂時，還附設了教學實習醫院，1902年醫院建筑落成，更名“柔濟婦孺醫院”。至1930年由美國長老會移交中國政府，從此開始了華人自辦的新階段。1954年由廣州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2006年轉為廣州醫學院附屬第三醫院，2013年6月因廣州醫學院更名為廣州醫科大學而再度更名為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從1902年至今，歷經百余年，該院為廣州地區的公共衛生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端拿女子護士學校則是富馬利在柔濟婦孺醫院開業后為解決護士來源問題而開設的，至1951年改名為廣州私立柔濟醫院附屬護士學校，1953年更名為廣州市第二護士學校，1958年改名為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護士學校，1975年改名為廣州市第二衛生中等專業學校并脫離醫院獨立建制，至1980年更名為廣州市護士學校。1998年5月，經廣州市人民政府批準，廣州市護士學校與創辦于1935年的原廣州市衛生學校合并為廣州衛生學校。 2005年3月，廣州醫學院在整合原有廣州醫學院護理系、廣州衛生學校、廣州醫學院附屬護士學校資源的基礎上，成立了廣州醫學院護理學院。

《富馬利中國見聞錄》里提及富馬利在三所醫療機構創辦后的欣喜之情：“我們的‘豬村’終于開花結果了。”如今這“果實”雖然歷經百年，但依然散發著迷人的芳香。